身体从未忘记：创伤后应激障碍的疗愈之道

在参加清华大学与幸福公益基金发起的心理热线工作和培训期间，樊富珉教授特意提到三个概念：创伤应激障碍(PTSD)、创伤应激反应(PTR)和创伤应激后成长（PTG: posttrauma growth）。PTSD不等于PTR或PTG。PTSD是最严重的那一等级，需要接受心理咨询或治疗，而我们绝大多数人是可以从危机事件中得到成长的。

她提到中科院心理所的一项研究发现：遇到创伤危机时，大约有30%左右的人有良好的自愈能力（PTG），有60%左右的人处于中等恢复能力。只有15%左右缺乏心理弹性的人才需要危机干预和救援。




关于创伤

客体关系流派大师温尼科特说过“没有人不带着创伤长大，因为没有父母是完美的。” 幼年被养育、对待的方式影响着成年后我们面对矛盾、冲突和危机时的应对方式。我们每个人都是生活的参与者，或早或晚都会遭遇生命中的至暗时刻。当遇到巨大挫折时，小孩子可以肆意表达自己的喜怒哀乐，而成年人却不得不学会控制和内化。

今天想分享的这本书《身体从未忘记》是一本关于创伤疗愈的书，也是在督导时仇剑蓥教授推荐的，很多从事心理治疗的老师也常有分享。它代表当今心理创伤疗愈的一个新的方向：药物治疗有一定的局限性和副作用，单纯地依赖药物是不可取的。与他人链接，重建社会关系是重要的支持资源。

通常来说，当人生发生天灾人祸后，普通人都会经历一个从冲击否认—愤怒悲伤—接受现实—重建生活秩序的过程。大多人半年后都可以慢慢恢复。也有一部分的悲伤是冻结、延后的。所以梁晓声会说，“丧亲悲伤是在失去亲人很久后，思念和伤痛在看到一切和亡者相关的事物才开始浮现。” 那时候才是思念、悲伤开始蔓延的阶段。而这一类当时通过记忆屏蔽，不能及时清理创伤的人，反而会迟迟走不出创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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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流医学坚定不移地认为，只有通过化学物质才能够保证我们拥有更好的生活品质，但事实上，除了药物，还有很多方式可以达成我们身体健康和体内的化学平衡，但这些方式几乎没有被考虑过。大脑-疾病模型忽视了以下事实：

①人与人之间既可以互相毁灭，也可以互相拯救：恢复社会关系是康复的中心；

②语言给予我们改变自我和他人的力量，通过叙述经历，我们得以了解自我和世界的意义；

③我们可以调节我们的生理状况，包括可以通过简单的呼吸、动作和触摸调节我们身体和大脑的自主运动；

④我们可以改变社会状态，创造一个大人小孩都能感到安全和蓬勃发展的环境。

如果我们忽视这些人性的基本维度，我们就剥夺了人们愈合创伤、恢复自主的能力。作为一个病人，而不是一个疗愈过程的参与者，其实是在将这些受苦的人与他们的环境隔绝，将他们的内在异化。考虑到药物的局限性，我开始思考，是否可以找到一种更为自然的方式，帮助人们应对创伤后的应激状态。

911目击者5岁的小男孩诺姆，24个小时就能用他的想象力处理他目睹的悲剧，从而继续生活。诺姆很幸运。他的整个家庭都毫发无伤，他得以在一个充满爱的家庭环境中成长，因此，他能够理解，他所目睹的灾难已经过去。孩子应对灾难的方式通常取决于他们的父母。只要他们的养育者仍然保持平静镇定，回应孩子的需求，那么，即使孩子们经历过可怕的事情，也能够健康地成长。

诺姆的经历反映了两项对于人类幸存而言至关重要的适应性技能：在灾难发生的时候，诺姆用积极的行动逃离灾难，他得以自我拯救；另外，他一回到安全的家中，大脑和身体的警报就平息了，这让他平静下来，理解刚刚发生的灾难，甚至能用想象（例如一个救生用的蹦床）替代他目睹的场景。

与诺姆相反，受创伤的人卡在他们的经历中，因为他们不能将新的经验整合到他们的生活中。我在圣诞节收到巴顿将军麾下的退伍士兵送我的手表时，我很感动，但这也是个悲伤的象征，这实际上意味着他们的生命停顿在1944年。受创伤意味着你将围绕着创伤组织日常生活，你所有新遇见的人和事都无可避免地沾染上旧日的创伤回忆。

创伤过后，人们似乎通过另一个神经系统来观察世界：幸存者将全副精力倾注在抑制他们内心的混乱中，忽视了他们实际的生活。他们试图保持正常、抑制一切不堪忍受的生理状况。他们的这些努力很可能引发一系列生理问题，例如纤维肌痛、慢性疲劳和其他免疫系统疾病。这就是为什么对于创伤的治疗需要牵涉一系列的器官、躯体、思维和大脑。 

——节选自《身体从未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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