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悖论

雅各布·弗洛伊德是一个布匹商人，他因为是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父亲而被历史记住。

某个星期六，他穿戴整齐，戴着一顶新的皮礼帽，在弗莱贝格市的街道上散步。刚拐进一个转角时，有一个男人挡住了他的去路。当时的情形十分尴尬，那个时代的人行道通常是一条狭窄的小径，以使步行者能避开大街上的泥泞。雅各布·弗洛伊德开始向前迈步，却有点胆怯，因为他发现要求或准许获得优先权与荣誉或原则无关。但那个男人比他更快，并急切地维护他的优越感，他把雅各布·弗洛伊德头上的帽子击落到烂泥中，吼道：“从人行道上滚下去，你这个犹太人！”

在向儿子讲述这件事情的时候，雅各布·弗洛伊德在这个地方停顿了下来。但小西格蒙德希望听到更多，因为对他来说，这才是故事变得有趣的地方。他问道：“那么，你是怎么做的？”

父亲十分平静地回答道：“我走下人行道，然后捡起帽子。”

弗洛伊德幼年与其父亲的合影

据弗洛伊德的第一位传记作者厄内斯特·琼斯(Ernest Jones)认为，在这位精神分析创立者的性格形成过程中，这件事是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在这个他以前视为绝对和完美榜样的男人身上，这种英雄主义完全缺失，这件事像一根大棒砸落在他的心灵上，从而也决定了其未来的道路。

如果没有这样的一段插曲发生，精神分析或许会以其他不同的方式发展。弗洛伊德也不会想到把儿子作为父亲必然的对手，他也不会去批评一神教及其上帝天父(God the Father)的制度。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1856—1939）

奥地利心理学家，精神分析学派创始人

这个故事列出了一个中心问题：孩子对他们的父亲有什么期待？

01

“公正且公平，要爱我。但是对其他人，首先要强大。”

在正常的情境中，所有的孩子都爱他们的母亲。但当一位母亲被恶劣地对待或蒙受羞辱时，情况会变得怎样？她的孩子会继续爱她，或者会尝试去同情她。

孩子通常都会爱他们的父亲吗？当然如此。不过当一位父亲成为不公正行为的牺牲品时，事情会变得比母亲处于同样境遇时复杂得多……

孩子们对这个观点的执着告诉我们，他们想要的安慰不独源自父亲的爱和正直，他们还期望父亲是强大的。他们部分地意识到，社会关系的功能不仅在于爱，也不仅在于正直，还在于纯粹的、赤裸裸的权力。孩子们希望他们的父亲是强大的，是一位胜利者。

如果一位父亲是一个胜利者，同时也是一个好人，公正且满怀慈爱，是再好不过的了。但最重要的是，父亲通常代表一个知道如何取得胜利的男人意象，他是否善良摆在了次重要的位置。

我们的传统屡屡认为，一位行为公正但未能在外界取得成功的父亲，远不及那些不公正却胜利加顶的父亲。

孩子们期望父亲能表现出一种爱与关怀，这种爱与关怀与他们从母亲身上接收到的爱相似。但他们还要求别的东西。“对我要好，”孩子坚持要求，“公正且公平。要爱我。但是对其他人，首先就要强大，即便过于暴力，即便牺牲了公正。”

你也可以反对这一点，因为我们的出发点是一个有着父性传统的西方世界，是19世纪的一个片段；而在当今孩子们的眼中，母亲与父亲之间的共同点比以前多得多。

02

父亲的悖论：在“爱”与“力量”之间不断摇摆

父母常常在充满矛盾指令与教导的情境中抚养子女，因而使孩子们脆弱、不安全；但是，孩子们也通过他们的期望对父母施加了有力的影响(与父母对孩子的影响不同，因为它并不是主要的，但由于每天都在进行，因此加深了其效果)。

期望与投射共同起作用，使我们变成其他人想要我们成为的人。由于年幼的儿童认为父母是好的、成熟的，且是绝对可以信赖的，他们也确实会帮助父母变得更相信自己，能探索慷慨大方的满足感，因而变得更成熟。

但是在一个父权制社会，这一规律主要是对母亲有效的。对父亲而言，事情就复杂得多了，因为孩子的期望也更加自相矛盾了：这一矛盾并不是一个例外，而是一个规律。这一矛盾也并不是发生在不同的时刻，而是同时出现的——在家庭内部，父亲必须遵循一个道德正直的准则，但在社会上，他的行为首先必须与力量的法则相符，或者，更确切地说，有点类似达尔文的进化规律，也就是适者生存规律，“好的”就是“最合适”的，在这层意义上，就是能显示最强大的能力，能保证他们自己及后代的生存。

然而，父亲也是单一的个体，他不能也不允许将自己分裂成两半。于是，为了在这一引起分裂的力量中找到自己，他在两种法则中不断转换，因而变得不安全起来……

这一情形必须牢记于心，因为它构成了我们所称的“父亲的悖论”(theparadox of the father)。

可以简单地这样描述该悖论：衡量母亲履行义务到了何种程度，通常基于她怎样与孩子进行互动，这确实是一巨大的挑战，但它很清晰，容易识别。父亲的境遇却完全不同，除依据他怎样与孩子互动来判断以外，还有赖于他怎样与社会进行互动，而这两个不同的领城所遵守的法则是不相同的。

“父亲的悖论”不仅是个体的、心理的，而且独立于任何特定时期的社会规范之外，同时也是公众的和历史的。欧洲父权制文明的核心——已经传播到了世界各地，起先是由于殖民主义，现在却是由于全球化一一也蕴涵着第二个悖论，也正是第一个悖论的集体面目。

在这层意义上，欧洲文化的核心，那些在地球上四处传播的理性准则，其本身却是如此深刻地非理性。就像作为个体的父亲一样，这种父权制也在遵守爱的法则和力量的法则之间摇摆，离两者的调和相距甚远。

03

父亲身份是一种心理和文化的事实，而非生理的。

父亲是一种建构(construction)、一种技巧。他以此而有别于母亲，母亲为人类的生活世界带来一种已完全在动物生活中得到确定的、无处不在的、生存的先决条件。

父亲是一种程序，也许是最早的程序。他属于一个意志与意图的世界。(父亲的出现与意志的发明也许是同义的？)父亲的身份是自我强加的。

作为一种人为创造的身份，还有其经验的缺乏——考虑到他是“新近”诞生的——父亲不可避免地成了缺点的源头，像极了虫子为祸苹果，或者玫瑰天生带刺。尽管表面上是由父权制文化所强加的。与母亲所体验到的不安全感相比，父亲带着一种更不安全的感觉在体验着他的身份。

即使我们将注意力局限在最新进化的动物一一哺乳动物身上，在动物学的范畴里，雌性与母亲一直是同一个事物。雌性明白如何表现得像一个母亲。

而另一方面，雄性哺乳动物几乎一直以来都只是雄性而已，没有其他更多的意义，根本就没有成为父亲。在亿万年的动物历史中，只有在人类种族中一一而且也仅是在最后的几万年或几十万年的时间内，人们才能辨认出父亲的身份。他的建构没有接受来自过去或相应本能的帮助。

最终，雄性接受了父亲身份，其理由对于动物进化的整个进程而言完全是外在的：理由仅仅存在于历史里(在广义上也应当包括史前时代)和心理生活当中。

与雌性对待母亲身份的方式相比，雄性带着更多的刻板、差异与很强的攻击性来拥抱父亲这一身份，也更少发自内心地去拥抱。因为如果历史可以单独地将父亲身份给予他，历史同样也可以收回。

因为它是所有雄性不会从自然中接受，而必须在生命进程中去学习的东西，而在他的生命进程中，他也冒着再一次忘记它的风险。这种遗忘的可能性恰恰是他必须去面对的。

不仅在通常意义上，而且在对待孩子的问题上，父亲比母亲更为刻板或有攻击性，这与某些特定父亲的个人弱点并没有太大的关系，甚至与某些特定时代的退化发展例如资产阶级父权制的兴起——也没有太大的关系。这些特质是他真实而原始的状态的一个结构性部分。

随之而来的是，父亲——正如希腊神话深切意识到的，也正如我们从荷马史诗中读到的——总是身着盔甲，既是进攻性的，又是防御性的，即使在拥抱自己的孩子时。显而易见，这是一个冷漠的拥抱，而他的孩子带着惊奇与恐惧来回应就不足为怪了。这不过是事情通常的样子。

因此我们，在父亲的内心发现了一种无法坦诚的不安全感和一种矛盾的情绪。这是一种外部矛盾的相应反应——他的孩子所怀有的矛盾期待——就是我们所指的“父亲的悖论”。

关于有疑问的父亲、消极的父亲已经说得够多、写得够多了。与母亲相比，父亲事实上是更频繁地处于病态的，他既是心神不安的，又让他人心神不安，正如通常男性与女性相比一样。与反父权的母亲相比，反父权的父亲更容易产生。

我们没有采用病理学作为出发点。我们主要对正常的父亲感兴趣，我们知道这样的父亲是存在的一一尽管正常父亲的百分比要比正常母亲的百分比低一些——而且我们也真正了解他们，在说过和做过所有一切之后，他们继续构成了不正常的大多数。

尽管他们本质上有不安全感，值得信赖的父亲(即那些“足够好”的父亲)依然维持着相当大的数量。不论好坏，他们默不作声地构成了形塑人类历史的主力军。他们是历史上背负重担的动物。